第209章 突然被袭
自崇祯元年(1628年)起,中国北方大旱,[15]赤地千里,寸草不生,《汉南续郡志》记,“崇祯元年,全陕天赤如血。五年大饥,六年大水,七年秋蝗、大饥,八年九月西乡旱,略阳水涝,民舍全没。九年旱蝗,十年秋禾全无,十一年夏飞蝗蔽天……十三年大旱……十四年旱”。崇祯朝以来,陕西年年有大旱,百姓多流离失所。
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,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。
崇祯三年(1630年)陕西又大饥,陕西巡按马懋才在《备陈大饥疏》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,蓬草吃完,剥树皮吃,树皮吃完,只能吃观音土,最后腹胀而死,[16]
崇祯六年(1633年),“全陕旱蝗,耀州、澄城县一带,百姓死亡过半”。
崇祯七年(1634年),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:“盖数年来,臣乡无岁不苦荒,无月不苦兵,无日不苦挽输。庚午(崇祯三年)旱;辛未旱;壬申大旱。野无青草,十室九空。……村无吠犬,尚敲催征之门;树有啼鹃,尽洒鞭扑之血。黄埃赤地,乡乡几断人烟;白骨青磷,夜夜似闻鬼哭。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,不可得也”。旱灾又引起蝗灾,使得灾情更加扩大。河南于崇祯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皆有蝗旱,“人相食,草木俱尽,土寇并起”,其饥民多从“闯王”李自成。崇祯十三、十四年,“南北俱大荒……死人弃孩,盈河塞路。”
瘟疫爆发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顺德府、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,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,“瘟疫传染,人死八九”。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疫情进一步发展。在大名府,“春无雨,蝗蝻食麦尽,瘟疫大行,人死十之五六,岁大凶”。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。广平、顺德、真定等府,类似的记载相当多。左懋第督催漕运,道中驰疏言:“臣自静海抵临清,见人民饥死者三,疫死者三,为盗者四。米石银二十四两,人死取以食。惟圣明垂念。”[17]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,朝发夕死。“至一夜之内,百姓惊逃,城为之空”。[18]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七月,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,病名叫“疙瘩病”,“夏秋大疫,人偶生一赘肉隆起,数刻立死,谓之疙瘩瘟,都人患此者十四五。至春间又有呕血者,或一家数人并死。”[19]“疙瘩”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。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春天转化为肺鼠疫。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%甚至更多,十室九空。[20]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。在通州,“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,名曰疙疽病,比屋传染,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”。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“疙疽病”,而且“见则死,至有灭门者”。河间府景县“崇祯十六年大疫,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”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八月,天津爆发肺鼠疫:“上天降灾,瘟疫流行,自八月至今(九月十五日),传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,有朝染夕亡者,日每不下数百人,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,排门逐户,无一保全。”[21]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,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,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。”[22]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秋天,鼠疫南传至潞安府,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,或吐淡血即死,不受药饵。虽亲友不敢问吊,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”。[23]
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。崇祯七、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,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。从兴县过黄河,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,崇祯九年至十六年,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,如崇祯十年“大瘟,……米脂城中死者枕藉,十三年,夏又大疫,十五年,……大疫,十六年,稔,七月郡城瘟疫大作”。
江南在崇祯十三年(1640年)遭大水,崇祯十四年(1641年)有旱蝗并灾,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。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,盗匪与流民并起,各地民变不断爆发。[24]
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,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,华北陕、晋、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。鼠疫的流行与旱灾、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,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,也就在情理之中。令人惊奇的是,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(1644年)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,华北各地风调雨顺,社会经济开始复苏
为剿流寇,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,后用洪承畴,再用曹文诏,再用陈奇瑜,复用洪承畴,再用卢象升,再用杨嗣昌,再用熊文灿,又用杨嗣昌,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。这其中除熊文灿外,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。然用人存疑,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。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,后往河南聚众发展。[26]
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,明廷苦于两线作战,每年的军费“三饷”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,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,缺饷的情况普遍,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。崇祯帝求治心切,《春明梦余录》记述:“崇祯二年十一月,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,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”;[27]中后金反间计,杀袁崇焕。[28]
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,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,[29]总督中被诛者七人,[30]巡抚被戮者十一人。[31]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,私底下同意议和。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,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。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,始终左右为难,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,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崇祯帝说:“陛下命臣督师,臣只知战斗而已!”,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,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。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,走入灭亡之途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松山、锦州失守,洪承畴降清,崇祯帝又想和清朝议和,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,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,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:“吾非亡国之君,汝皆亡国之臣。吾待士亦不薄,今日至此,群臣何无一人相从?”在陈演、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。[33-34]
此时,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,从北京向南,南京向北,纵横数千里之间,白骨满地,人烟断绝,行人稀少。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,徐标说:“臣从江淮而来,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,即使有城池的地方,也仅存四周围墙,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,听不见鸡鸣狗叫。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,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?”[35]崇祯帝听后,潸然泪下,叹息不止。于是,为了祭祀难民和阵亡将士和被杀的各位亲王,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,并下诏罪己诏,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。[36]
煤山殉国
参见:甲申之变、清兵入关
崇祯帝自缢之处
崇祯帝自缢之处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正月,李自成部克襄阳、荆州、德安、承天等府,张献忠部陷蕲州,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三月一日,大同失陷,北京危急。初四日,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,飞檄入卫京师,起用吴襄提督京营。六日,李自成陷宣府,太监杜勋投降,十五日,大学士李建泰投降,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,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。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,屡战屡败,已完全丧失战斗力。
三月十七日,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。十八日晚,崇祯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(也称万寿山,今北京景山),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,只是哀声长叹,徘徊无语。李自成军攻入北京。太监王廉急告皇帝,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:“苦我民尔!”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,被一剑刺死。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到勋戚周奎、田弘遇家。回宫后写下诏书,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。又命周皇后、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,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,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。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:“你是国母,理应殉国。”周皇后也哭着说:“妾跟从你18年,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,以致有今日。现在陛下命妾死,妾怎么敢不死?”说完解带自缢而亡。崇祯帝转身对袁贵妃说:“你也随皇后去吧!”袁贵妃哭着拜别,也自缢。崇祯帝召来15岁的长平公主,流着泪说:“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!”说完左袖遮脸,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,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,她昏死了过去。[37-38]同时也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六岁的幺女—昭仁公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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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,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。
崇祯三年(1630年)陕西又大饥,陕西巡按马懋才在《备陈大饥疏》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,蓬草吃完,剥树皮吃,树皮吃完,只能吃观音土,最后腹胀而死,[16]
崇祯六年(1633年),“全陕旱蝗,耀州、澄城县一带,百姓死亡过半”。
崇祯七年(1634年),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:“盖数年来,臣乡无岁不苦荒,无月不苦兵,无日不苦挽输。庚午(崇祯三年)旱;辛未旱;壬申大旱。野无青草,十室九空。……村无吠犬,尚敲催征之门;树有啼鹃,尽洒鞭扑之血。黄埃赤地,乡乡几断人烟;白骨青磷,夜夜似闻鬼哭。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,不可得也”。旱灾又引起蝗灾,使得灾情更加扩大。河南于崇祯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皆有蝗旱,“人相食,草木俱尽,土寇并起”,其饥民多从“闯王”李自成。崇祯十三、十四年,“南北俱大荒……死人弃孩,盈河塞路。”
瘟疫爆发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顺德府、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,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,“瘟疫传染,人死八九”。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疫情进一步发展。在大名府,“春无雨,蝗蝻食麦尽,瘟疫大行,人死十之五六,岁大凶”。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。广平、顺德、真定等府,类似的记载相当多。左懋第督催漕运,道中驰疏言:“臣自静海抵临清,见人民饥死者三,疫死者三,为盗者四。米石银二十四两,人死取以食。惟圣明垂念。”[17]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,朝发夕死。“至一夜之内,百姓惊逃,城为之空”。[18]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七月,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,病名叫“疙瘩病”,“夏秋大疫,人偶生一赘肉隆起,数刻立死,谓之疙瘩瘟,都人患此者十四五。至春间又有呕血者,或一家数人并死。”[19]“疙瘩”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。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春天转化为肺鼠疫。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%甚至更多,十室九空。[20]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。在通州,“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,名曰疙疽病,比屋传染,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”。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“疙疽病”,而且“见则死,至有灭门者”。河间府景县“崇祯十六年大疫,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”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八月,天津爆发肺鼠疫:“上天降灾,瘟疫流行,自八月至今(九月十五日),传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,有朝染夕亡者,日每不下数百人,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,排门逐户,无一保全。”[21]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,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,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。”[22]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秋天,鼠疫南传至潞安府,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,或吐淡血即死,不受药饵。虽亲友不敢问吊,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”。[23]
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。崇祯七、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,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。从兴县过黄河,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,崇祯九年至十六年,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,如崇祯十年“大瘟,……米脂城中死者枕藉,十三年,夏又大疫,十五年,……大疫,十六年,稔,七月郡城瘟疫大作”。
江南在崇祯十三年(1640年)遭大水,崇祯十四年(1641年)有旱蝗并灾,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。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,盗匪与流民并起,各地民变不断爆发。[24]
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,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,华北陕、晋、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。鼠疫的流行与旱灾、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,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,也就在情理之中。令人惊奇的是,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(1644年)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,华北各地风调雨顺,社会经济开始复苏
为剿流寇,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,后用洪承畴,再用曹文诏,再用陈奇瑜,复用洪承畴,再用卢象升,再用杨嗣昌,再用熊文灿,又用杨嗣昌,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。这其中除熊文灿外,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。然用人存疑,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。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,后往河南聚众发展。[26]
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,明廷苦于两线作战,每年的军费“三饷”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,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,缺饷的情况普遍,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。崇祯帝求治心切,《春明梦余录》记述:“崇祯二年十一月,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,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”;[27]中后金反间计,杀袁崇焕。[28]
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,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,[29]总督中被诛者七人,[30]巡抚被戮者十一人。[31]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,私底下同意议和。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,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。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,始终左右为难,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,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崇祯帝说:“陛下命臣督师,臣只知战斗而已!”,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,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。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,走入灭亡之途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松山、锦州失守,洪承畴降清,崇祯帝又想和清朝议和,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,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,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:“吾非亡国之君,汝皆亡国之臣。吾待士亦不薄,今日至此,群臣何无一人相从?”在陈演、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。[33-34]
此时,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,从北京向南,南京向北,纵横数千里之间,白骨满地,人烟断绝,行人稀少。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,徐标说:“臣从江淮而来,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,即使有城池的地方,也仅存四周围墙,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,听不见鸡鸣狗叫。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,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?”[35]崇祯帝听后,潸然泪下,叹息不止。于是,为了祭祀难民和阵亡将士和被杀的各位亲王,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,并下诏罪己诏,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。[36]
煤山殉国
参见:甲申之变、清兵入关
崇祯帝自缢之处
崇祯帝自缢之处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正月,李自成部克襄阳、荆州、德安、承天等府,张献忠部陷蕲州,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三月一日,大同失陷,北京危急。初四日,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,飞檄入卫京师,起用吴襄提督京营。六日,李自成陷宣府,太监杜勋投降,十五日,大学士李建泰投降,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,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。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,屡战屡败,已完全丧失战斗力。
三月十七日,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。十八日晚,崇祯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(也称万寿山,今北京景山),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,只是哀声长叹,徘徊无语。李自成军攻入北京。太监王廉急告皇帝,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:“苦我民尔!”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,被一剑刺死。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到勋戚周奎、田弘遇家。回宫后写下诏书,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。又命周皇后、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,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,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。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:“你是国母,理应殉国。”周皇后也哭着说:“妾跟从你18年,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,以致有今日。现在陛下命妾死,妾怎么敢不死?”说完解带自缢而亡。崇祯帝转身对袁贵妃说:“你也随皇后去吧!”袁贵妃哭着拜别,也自缢。崇祯帝召来15岁的长平公主,流着泪说:“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!”说完左袖遮脸,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,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,她昏死了过去。[37-38]同时也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六岁的幺女—昭仁公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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